1969年春天，呼兰河面刚刚化冰，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依旧炉火轰鸣。午休时分，三车间技工王白旦把安全帽往臂弯一夹，跟同事聊起眼前的订单。谁也没料到，两周后，这位黑黢黢的炼钢人会登上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，并在一次极为重要的投票中炒股加杆杆的平台，与毛主席获得同样的票数。
回头看那次九届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，中央对工人代表的筛选格外严格：党龄七年以上、立场坚定、群众基础好、作风朴实。黑龙江省委和齐齐哈尔市委交叉考察，一个车间一个车间走访，最终把目光锁定在这个出身贫苦、从未离开过炉台的王白旦。
北满钢厂老工友回忆，厂里那次民主推荐“像过筛子”。有人说，王白旦不善言辞，一说起炼钢却滔滔不绝；有人说，他三番五次把提干机会推给伤残工友。“技术好、心眼实。”这句话在推荐会上出现了九次。就这样，他成了全厂唯一的候选人。
北京之行对王白旦而言，陌生又紧张。代表证发下来那晚，住宿楼走廊里灯火通明，他悄悄给妻子写信：“只是去开个会，炉子就交给老刘，你放心。”信写得笨拙，全无“中央候补委员”派头。
九大开幕时，人民大会堂外雪花初融。会议进入选举环节，代表们依章程填写票单。缘于种种历史原因，相当数量的代表在工人席位上倾向“工人出身、劳动模范”这一栏，更有“让工人阶级冲在前面”之意，结果便出现了王白旦拿到170票，与毛主席并列的罕见一幕。
会议未散，就有人低声议论：“这票数像话吗？”也有人嗤笑：“名不见经传的工人，靠什么坐进中委会？”不过，程序决定事实，王白旦正式当选中央候补委员，新闻电报发往各地，他的名字第一次登上人民日报。
随后出现的小插曲颇具戏剧性。周恩来听到“王白旦”三字，眉头一挑：“口音一差就成了别的词，不太妥当。”陈伯达顺势提议，把“旦”改成“早”——保持谐音，去掉不雅。王白旦本人点头：“领导说行就行，我没意见。”改名文件当天送到九大会场，期间只花了半小时。会务人员直呼“速度前所未见”。
风向很快改变。1970年8月，庐山，九届二中全会激烈的争论把陈伯达推到风口浪尖，连带“改名”一事也被翻旧账。江青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改就彻底改，’百得’如何？”会议室气压骤降，王白旦沉默。周恩来淡淡一句：“当初是我提出的，跟工人同志无关。”场面才算平息。
但政治漩涡不会轻易散去。1978年，中央集中清理历史遗留问题，凡与“四人帮”产生文字交集者，统统复核。王白旦那张“王百得”工作证被锁进档案柜，他本人被要求暂离领导岗位。审查整整八个月，结论简单：无政治问题，仅属被动改名。文件落款是十二月，却直到翌年春天才送达北满。
被“还清白”后，组织两次征询他去省里、部里任职的意见，他都摆手：“离炉火太久，手生了。”1982年3月，齐齐哈尔市委发文，准许他回厂劳动。年近五十，再穿工装，老同事围着他打趣：“候补中央委员拎铁锹啊？”他笑了：“炼钢，本来就是我的正经事。”
接下来的七年，他轮流值夜班，炉前温度动辄一千五百摄氏度。有人好奇：“当官舒服多了，何苦？”王白旦只说一句：“钢里有我的汗。”在厂史记录里，他主持改进了一种除尘罩，降低工人咽炎发生率三成；还牵头制作微型测温杆，节省原料费二十多万元。
1989年，组织再请他出面，指导青年技工培训。年轻人不大信服这位身材瘦削、笔挺中山装的老师傅。第一次授课，他把一块生铁掰成三瓣，解释碳含量对强度的影响，教室里随即鸦雀无声。培训结束前，学员要求合影，他摆手：“照相机里拍不出温度。”
晚年并不富裕，却体面。凭九大代表、原中央候补委员身份，他享受副厅级医护待遇；北满钢厂每月再补贴津贴。2005年12月初，他在医院留下一句“炉子别停，材料已配好”，随后平静离世，终年七十岁。治丧通知贴到车间的大门上，黑底白字，只有寥寥几行。
那天送行的队伍排到厂区外，老同志们说，他的笔记本还放在抽屉里，扉页写着一句钢水旁的随想：“火太旺会伤人，火太弱成不了钢。”几页纸，夹杂焦黑的烫痕，却没有一句关于自己的感慨。
一生三次改名，一夜成名又甘坐冷板凳，从人民大会堂到炼钢炉前，王白旦的故事里没有跌宕的豪言，只有工人阶级惯有的钝感与执拗。有人评价：“他最大的官，是‘工人’两个字。”这句话流传至今，墙上那幅褪色的合影依旧挂在北满老厂区的展览室，炉火映着的人影轮廓，恰恰与历史档案里的中央委员证件照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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