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哀宗天祐四年（907），朱温篡唐，建国号为梁，而后历唐、晋、汉、周四朝，至宋朝止，历时五十四年；其统治的范围，大体在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区。
在中原之外，还有依附于契丹的北汉以及淮南各地的前（后）蜀、南唐、吴越等地方政权，故史学界将这一时期，称之为“五代十国”时期。
与此同时，居于塞外的契丹人迅速崛起。907年，太祖耶律阿保机称汗，916年建国号“契丹”， 947年，太宗耶律德光率军南下，攻占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，并于汴京登基称帝，改国号“大辽”。
一言概之，这一时期实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分裂时代。分裂时期里的各国，其国号、政权、土地、人民等，彼此不相统属，迥异于大一统时期。
因此，这一时期“中国”的内涵，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一直以来，“中国”有着多种意义，其中有指为诸夏之领域、中央之国等等。在大一统时期，关于“中国”的词称鲜有争议；但在五代十国时期，情况似乎有所变化。
那么问题来了，“中国”究竟是指代某个朝代？还是整个“天下”？是自称或是他称？我查了一些资料，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。
921年，契丹入侵河北，尚未称帝的李存勖在镇州（河北正定）行营，出兵迎战。契丹兵因逢大雪，粮草匮乏，不得不引兵而退。
李存勖领兵跟随其后，经契丹宿营处时，有感而发道：“番人法令如是，岂中国所及！”显而易见，这里的“中国”，即“五代”中的后梁，契丹并不属于“中国”。
932年，契丹遣使后唐，要求归还被俘的官员，后唐有意应允，时任冀州刺史杨光远（檀）反对道：“苟若归之，必复向南放箭，既知中国事情，为患深矣。”这里的“中国事情”，显然指代的是“后唐事情”。
后唐明宗时，因削夺吴越封爵，双方终绝往来，“后吴越复通中国”。也就是说，对吴越国而言，后唐即“中国”；以吴越为代表的地方政权，均视中原各朝为“中国”。
后唐庄宗遣使李严至前蜀时，与前蜀枢密使宋光嗣谈论中原大事，史载“因言中国近事”。这里的“中国近事”，无疑是后唐近期发生的大事。
当石敬瑭争夺天下时，恐契丹援立卢龙节度使赵德钧，急遣大臣桑维翰出使契丹。桑维翰对太宗说，若能“援晋得天下”，则“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”。这里的“中国”，即为欲取代后唐而建立的后晋。
石敬瑭立国后，契丹以宗主上国的姿态，不断干涉后晋的内政，这让当时的镇州节度使安重荣颇为不满。他密结吐浑诸族为援，并指斥石敬瑭称臣奉表的行为“困耗中国”，即“罄中国珍异，贡献契丹，凌虐汉人，竟无厌足”。显然，这里的“中国”，指代的是后晋。
石敬瑭死后，后继的少帝显然想要打破“称臣奉表”的尴尬局面。因此，他在致契丹的国书称“无表致书，去臣称孙”，即两国之间应该是对等的关系。
契丹接到这一国书后颇为不满，特意遣使加以指责。主政后晋的景延广回告说：“先帝（高祖）则北朝所立，今上（少帝）则中国自策，为邻为孙则可，无臣之理”。简单地说，即后晋为中国，契丹为北朝，中国不应为北朝的臣属。
947年，契丹第三次南下，后晋重臣杜重威投降，少帝全家被俘，后晋灭亡。在契丹的挟持下，少帝与皇后、皇太后、太妃等皇室成员被迫北迁。北迁途中，安太妃去世，遗命将骨灰南洒，“庶几魂得返中国也”。显然，这里的“中国”，即后晋故地。
后周时期，世宗以继五代前朝为正统，经常以“中夏”“上国”“大朝”“中国”等自居。如赐书南唐将领时说“南邦之土地，本中夏之封疆”，故而“自淮以南，画江为界，尽归中国”，同时以“大朝”和“中夏”自居。
对于西北以及北方等不可控的“边区”，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视为“夷狄”。如后唐李严评价契丹“但以天生四夷，当置之度外，不在九州岛之本，未欲穷兵黩武也”。
这里的“九州岛之本”，无疑是以华夏（汉）民族生聚的“本部”，文化上的儒家礼教施行之域；契丹为“夷”，“不在九州岛之本”，既不是“中国”的一部分。
另外，五代时期的“中国”，也有汉族之意。
后梁、后唐之际，时任寿州刺史卢文进（863—944）引契丹攻新州各地，掳获士女“教其（契丹）织纴工作，中国所为者悉备”。显然，流行于中原地区的纺织工艺技术，是农耕民族的汉族的特长。
以契丹、党项等为代表的“蛮夷”，或将五代中的某一朝代视为“中国”，或泛指中原王朝为“中国”。
如辽太宗耶律德光，本名曜屈之，因“慕中国之名，故改为德光”；高丽“前王姓高氏，世通中国”，“占城国在中国西南”等等。
《新五代史》对“中国”的理解，大体上与《旧五代史》相似。如后晋末“契丹陷京师，中国无主”，这里的“中国”就是后晋；如后唐庄宗入汴，心怀恐惧的南汉刘龚遣使“入询中国虚实”，这里的“中国”无疑是后唐。
一言概之，在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，五代各朝均以“中国”自居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五代以及北宋的历史文献中，尚无南方诸国“以中国自居”的记录。相比较而言，他们大多将北方五代朝廷视为“中国”。
如吴越武肃王钱镠，临终前教谕第七子元瓘：“子孙善事中国，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”。显然，钱镠将中原朝廷视为“中国”，吴越乃“地方之国”。
那么，作为中原王朝的“中国”与南方的地方政权，又保持着什么样的关系？或许，我们从彼此间的书信往来中，可以一探究竟。
908年，后梁遣使通聘于前蜀。国书中说，“且念与皇帝八兄，顷在前朝，各封异姓，…两国愿通于情好，征曹刘之往制，各有君臣，近楚汉之前踪，常分疆宇”。显然，作为“中国”的后梁，倒也将前蜀视为“平等之国”，似乎并没有展现出居高临下的姿态。
同样，在前蜀回复的国书中，也蕴含着“平等”的内涵：
大蜀皇帝致书于大梁皇帝阁下，….窃念早岁与皇帝共逢昌运，同事前朝，….此际与皇帝共分茅土，共统邦家。….永言梁、蜀之欢，合认弟兄之国。
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后梁和前蜀的创立者，皆为晚唐藩镇出身，地位并无差异；而今是“同分茅土，共统邦家”，两国间自然要“合认弟兄之国”。
一言概之，梁蜀二国的关系，犹如三国时期的曹魏与刘蜀一般，互不统属，彼此平等。
不过，在外交形势发生变化时，南方的地方政权在对“中国”的外交态度上，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。
如唐庄宗灭后梁后，前蜀有所忧惧，因此致后唐国书的开头，变成了“大蜀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”了。在观感上，“国主”显然要比“皇帝”低了一大截。
但“遗憾”的是，尽管前蜀一再降低姿态，仍无力摆脱被灭亡的命运。末代君主王衍被杀后，遗臣蒲禹卿伤感道：“非干大国浑无识，都是中原未有人”，这里的“大国”，显然是后唐政权。
前蜀灭亡后，剑南东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于934年建立后蜀国。两年后，推翻后唐自立的石敬瑭，主动遣使到后蜀建交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并未在官方文书中，刻意拔高姿态。
譬如国书的开头为“大晋皇帝奏书皇蜀皇帝”，文中还有“方鼎足以分疆，宣邻好之讲睦”等句。也就是说，他视后蜀为“平等之国”。
但到了后周时期，两国关系再一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《旧五代史》记载，“王师（后周军队）之伐秦、凤也…及秦、凤平，得降军数千人，其后帝念其怀土，悉放归蜀”。
后蜀皇帝孟昶致书答谢，因为以“大蜀皇帝”自居，希望和世宗“合叙乡关之分，以陈玉帛之欢”。不过，前者的态度令世宗本人颇为不爽，“帝怒其抗礼，不答。”
对于世宗的“无礼”，孟昶也非常不满：“朕郊祀天地称天子时，尔方鼠窃作贼，何得相薄邪？”
简言之，这些居于南方的地方政权，基本都视继唐立国的五代各朝为“中国”，并无“以中国”自居的记录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些“地方之国”在与“中国”的交往过程中，大多保持着独立自主的姿态；而“中国”也在大多数时间段，承认其独立的事实，视其为独立政权。
总而言之，相继建国于中原之地的五代，除后汉享国仅四年，未见相关资料外，在五代以及北宋史料中，均有以“中国”自居的相关记录，承袭了过往“中国乃中央之国”的内涵。
居于淮南的地方政权，同样视五代为“中国”，并以“地方之国”自居；但在与“中国”以及契丹、日本等国的交往中，一直保持着平等、独立的姿态；至于北方最有势力的契丹，虽然也有以正统自居的观念，但同样以五代各朝为“中国”。
而我想说的是，当下中国疆域内所囊括的所有格局政权的历史，均需视为“中国史”、也就是说网络配资开户，我们切莫被一个时期的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“框住”，对其他地方割据政权，需要有更为全面且包容的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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